赵孟頫，字子昂，号松雪道人，湖州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，史载他有经世之才。南宋灭亡之后，元世祖江南求贤，赵孟頫欣然出仕，他出仕不是为做官，而是为了“行义达道”。但因为他的出身，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才能没能发挥出来。但在文化领域，赵孟頫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特别是在书法史上，他的影响特别大，地位特别高。

在书法上，赵孟頫是元代的代表人物。他从幼年时起，练字就特别下功夫，尤其喜欢临摹，通过长期的坚持和努力，晋、唐诸代名家的字尽入胸中，他能做到临谁像谁。他对写字的要求特别严格，首先执笔必须坚实有力。他自己写字时一丝不苟，凡写必求尽善尽美。正因为有如此的刻苦精神和严格要求，赵孟頫才成为元代无可比拟的书法大师。在书法上，他掌握晋、唐诸代名家的字体风格，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，自成一家。做到了“上下五百年，纵横一万里”无对手。在书法的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种主要种类中，无一不精湛。因此，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，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在他之后的书法家中，少有不受他影响的。

地理学在元代有什么发展？

理学在元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点：一是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将行道与推行汉法联系起来；一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。

元代的理学家接触程朱理学比较晚，始于灭南宋的战争中。但一经接触之后，就以程朱理学为天下之道，全身心地投入进去，并身体力行，姚枢、窦默、许衡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这样，他们主动承担起发扬理学的重任。如何才能使理学得到发扬光大，显然只有借助元朝廷的力量。所以，当忽必烈征召他们时，他们都欣然而往。他们出仕，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而是为了行道。道在朱程那里，是性理之学，认为理自天出，性体现天理，封建礼教和典章制度都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，是永恒的、至尊的。许衡等人认为，道就是汉法，汉法就是道。他们都认为，元朝要想长治久安，必须行道，也就是必须推行汉法，许衡倡导“以道事君”，认为“北方之有中夏者，必行汉法，乃可长久”。郝经也说：“行中国之道，即为中国之主。”这样，就把道与汉法直接联系起来，使程朱理学成为元的官方哲学。元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意见。这是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。

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理学本发源于北方，但随着宋廷南迁，朱熹完全是南宋人，因此，理学开始时只在南方发展传播。元灭南宋之后，元统治者采用了许衡诸人行汉法的主张，于是理学开始广泛地传播和流行。这与许衡等人推广理学的思想有直接关系。他们认为，理学流行在于“学”，而“学”呢，又首先是“帝王之学”。窦默说：“帝王之学，贵正心诚意。”他常向忽必烈讲三纲五常之类的道理，也一度负责太子真金的教育。许衡、王恂曾向忽必烈讲《资治通鉴》和《贞观政要》，许衡对忽必烈说为君必须修德、用贤、爱民，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。其次是“设学养士”，即立学校。姚枢、许衡都很重视立学校，许衡在《时务五事》中明确地说：“自上都、中都及司县，皆设学校，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，曰明父子君臣之大伦，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。”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，至元八年（1271）任许衡为国子祭酒，开始以理学教育蒙古贵族子弟。至元二十四年，元正式设立国子监，同时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，到至元二十七年时，全国学校总数已超过两万所。

许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。从教师到学生到教材以及学习方法，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。比如在教材上，他坚持认为以朱熹的《小学》作为入门，而后学《四书》，再学《五经》。他的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贯彻实行，影响很大。这样，程朱理学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。

此外，元代书院讲学活动也十分活跃。着名理学家吴澄、金履祥、许谦等都曾在书院讲学着书。据统计，元代书院有四百零七所。一些理学家不愿仕元，就在这里以讲学为高。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学。这也是元代理学传播、发展的另一个途径。

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发展，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，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。

蒙古人是怎样营建大都的？

蒙古统治者营建大都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而决定营建的。在营建的指导思想上，主张与当时张扬的政治形势相协调，宫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壮丽，雄视天下。因此，大都城的修建，在规模上是空前未有的，在风格上，整个城市与宫廷的设计与陈设，既体现了汉人的仪文制度，又保存了蒙古人的传统风俗，整体的建设体现了蒙汉杂糅的时代特色。

城址坐北朝南，是一个南北较长的巨大矩阵，周长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。中心点在积水潭（今什刹海）东岸的中心阁。分设城门十一座，正南居中为丽正门，东面居中为崇仁门，西面居中为和义门，正北之东为安贞门，西为健德门。皇城周围约二十里，在城南而偏西。宫殿主要分为三组：大明殿、延春阁、东宫。前两组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，太液池之西为东宫。

城内区划成方块形。街道大则二十四步宽，小则十二步宽，大街道、小街道均成直线，南北叫经，东西叫纬，经纬纵横。全城分为五十坊。商业区集中在钟鼓楼、城西的羊角市一带。

整体设计上，都按照《周礼·冬官·考工记下》的原则进行设计，城池、宫阙、社庙的布置一依古制。宫阙的建筑风格、形制、命名都按汉人制度。城门、坊名由《易经》命名。殿内的布置与陈设又带有蒙古传统特色。

总之，大都的兴建既是时代的要求，同时也是经过蒙古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与取舍而建成的。在改行汉法与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长，务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处。大都的建设是古代建筑史上少有的范例。

元朝统治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情况如何？

元朝的漕运虽主要靠海运，但是也利用河道进行漕运，南北漕运主要还是走大运河。元朝廷为了让传统的大运河发挥出作用，能直接通大都，又新凿修了两条河，一条会通河，一条通惠河。这两条河修通后，从杭州可直接到达大都，它一路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，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南方的联系，是元代贯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作用。

从政治上说，它使元朝廷与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便利，朝廷以及诸王驸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，可及时顺利地到达南方各地；江淮、湖广、四川以及海外属国的使臣贡品，也可以溯河而上，源源不断到达大都。

从经济上来说，运河漕运虽然只是当时漕运的一小部分，但其作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。首先，大运河畅通后，每年可将几十万石的南方粮食运到大都，是大都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。另外，除粮食外，商人们南北贩运各种货物也倚重大运河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。凡大运河两岸，是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带，成了当地的经济命脉。大运河畅通，经济就繁荣，否则经济萧条。所以，当地人都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疏通与防护，如淮海一带，就有“积渠如积金，守防如守城”的说法。

元朝廷也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畅通，为此专门设立机构管理大运河。但因运河漕运是利益所在，所以，运河漕运常常会遭到权贵和富商的垄断和破坏，使之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
元朝的行省制度是怎么回事？

第四十章

行省是“行中书省”的简称，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。

行省最早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，遇某处有事，中书省派员至该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，事情结束，行省也随之取消。到了忽必烈灭南宋后，行省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。

古代铜器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，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，它们是：岭北、辽阳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、江浙、江西、湖广。而山东、山西、河北等地由中书省直辖，称为“腹里”之地。

行省在元代的统治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，它“掌国庶务，统郡县，镇边鄙，与都省为表里”，具体来讲，它的职能是“凡钱粮、兵甲、屯种、漕运、军国重事，无不领之”。

行省设丞相一员，平章政事二员，右、左丞各一员，参知政事一员，其中的丞相一职往往是空缺的。行省与中书省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，行省的官员往往直接由皇帝负责。

元代的行省制度实为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起源。

元朝版图到底有多大？

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，中国被元朝统一。

元朝的版图应包括元廷直接统治的“大汗之国”和西北各藩国（四大汗国），其幅员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”。也就是说，西到两河流域，北至西伯利亚，东达朝鲜半岛，南抵中国南海。

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国中最大的，就连汉、唐也无法与之比拟，尤其是在西北方向，“有难以里数限者矣”，即无法用里数来计算。

元朝的中央官制有什么特点？

元代的中央官制是模仿以前各朝代的中央官制而建立起来的，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。

元代的朝廷实行行政、军事和监察的分立。中书省主管行政，最高长官为中书令，下设右、左丞相，平章政事，右、左丞，参政等职，以为首脑。由于中书令一职通常是空缺的，右、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长官；又由于蒙古人尚右，所以右丞相的权力要大于左丞相，地位也要高些。中书省下设刑、兵、工、礼、户、吏六部，各部均设有尚书、侍郎等职以领部事。

枢密院主管军事，最高长官为枢密使，下设知枢密院事、同知枢密院事、同佥枢密院事等职。由于枢密使是由皇太子兼领的虚衔，知枢密院事才是枢密院真正的长官。枢密院主掌军事，但军队的调动则须通过中书省“宰执”的批准，这是为了防止枢密院完全控制军队。

御史台主管监察，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，又设御史中丞以副之。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两个部门，殿中司设侍御史二员，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。

元代的中央官制是为了适应对汉地进行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，因此它带有很多汉族王朝中央官制的特征，但也体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国策。如，元廷规定中书省的右丞相必须由蒙古人担任，左丞相和平章政事可由色目人担任；至于汉人，最多只可担任右、左丞。又如，终元一代，汉人极少进入过枢密院的领导层；至于御史台的高官，也更是非蒙古、色目人莫属了。

元朝的地方官制有什么特点？

行省制度是元代最具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。行省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，设有丞相一员，平章政事二员，右、左丞各一员，参政二员。以上各职为行省的首脑。属官有郎中、员外郎、都事等。

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按等级依次为路、府、州、县四级。各路设总管府，置达鲁花赤一员、总管一员、同知一员。元廷规定，各路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充任。府、州、县之官制大抵如各路，在知府、知州、知县之上均置达鲁花赤。各级地方政府遍置达鲁花赤，并居各班之首，这是元代地方官制的最大特点，反映出了统治民族防范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心理。

元代中央的监察机关御史台设有陕西和江南两个行御史台，级别都与中央御史台相同，官制也基本相同。在这三个御史台之下，是二十二道遍布全国的提刑按察司（后更名为肃政廉访司），分别隶属于三个御史台。每道设廉访使、副使各二员，佥事四员，主掌对辖区内各级官员的纠察。

另外，元廷还在各地设有一些专管赋税、运输的机构。

元朝的科举制度有什么特点？

1234年，蒙古灭金，北方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停顿，经过八十年，元仁宗皇庆二年（1313），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。

元代的科举考试规模非常小。全国乡试通过而成为举人者，最多不过三百人，而会试所取最多时只有一百人。一百是元廷所规定的录取进士的最高限额。有元一代，共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，绝大多数都没有录足一百人。元代十六次科举考试，一共录用了进士一千二百人左右。仅从录取进士的人数上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科举考试规模之小。

元代的科举考试还体现了元政府鲜明的民族压迫政策。元廷将应试的举子分为“蒙古”、“色目”、“汉人”、“南人”四类。在考题的设置上，“蒙古”和“色目”考生的考题要比“汉人”和“南人”考生的简单许多；而且，前两类考生只需考两场，后两类考生则要考三场。在录取的名额上，各类考生却是相等的，即从每类考生中录取二十五人。由于“汉人”和“南人”考生的数量要远远高于“蒙古”和“色目”考生，再加上考题更难，汉族考生考取进士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。如仅江西一处每一次都有数千“南人”参加乡试，而全国“南人”进士的录取名额只有二十五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