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外，他还配合郭守敬等人，对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，并在此基础上，依实进行推算，向元世祖献上了《合朔议》。

王恂在学术方面有什么贡献？

王恂，字敬甫，中山唐县（今河北唐县）人。其父王良，深通理学以及天文律历。这种出身对王恂有较大的影响。再加上王恂资性颖悟，过目成诵，又曾师从刘秉忠。所以，在年轻时（二十八岁）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为太子赞善。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：一在理学上，一在算学历法上。

在理学上，他的造诣很深。在做元裕宗的老师时，他经常给裕宗讲解“三纲五常”的精要以及历代兴亡的原因，尤其是对近代的辽、金得失，分析精到，论着其善恶。他对心学有独到之处。有一次，裕宗问他“心之所守”，他引用许衡的话说：“人心如印板，唯板本不差，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；本既差，则摹之于纸，无不差者。”一时被传为至理名言、守心之要。

王恂在学术上的另一个贡献，是他负责与郭守敬一起修撰着名的《授时历》。王恂很早的时候就以算术出名。对算术，他看得很高。有一次，裕宗问他有关算术的事，他说：“算术，六艺之一；定国家，安人民，乃大事也。”他对算术的造诣也很深。在制定《授时历》时，有关数学方面的推算，全由王恂负责进行。历法中的推算，要求细微周密，不可有任何差错。王恂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。《授时历》之所以那样完善，这与王恂在数学上的精密计算是分不开的。

张立道的生平情况如何？

张立道，字显卿，大名（今河北大名）人。起初，他做元世祖的宿卫。他一生主要的经历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（今越南）。

龙纹金钗至元四年（1267），张立道奉命出使西夏，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。皇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，张立道为王府文学，有善政。后来又与他人出使安南。皇子忽哥赤被害，为之报仇，受到元世祖褒奖。至元八年，又出使安南，宣布建国号诏书。

至元十年，掌大司农事。因为他熟悉云南，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劝农。在任期间，引水造良田万余顷，教当地人以先进的种桑、养蚕方法，使当地人渐渐富裕起来，也引来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归降。后又在云南建孔庙，立学校，择师教授当地子弟，习礼行礼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俗。至元十七年，入朝力请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位。张立道被授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广西道宣抚使，兼管军招讨史。在任期间，镇压了必思的反叛，二十二年，扩大两江等地税户二十五万户，增加了当地税收。又在建水路设孔庙，建学校。

至元二十七年，安南有变故，朝廷派张立道以礼部尚书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。到安南之后，他以安抚为主策，对安南世子陈日燇晓以利害，明以大义。感动得陈日燇流下眼泪，发誓死也不敢忘记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。

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（1298）间，张立道分别在两浙、四川、陕西、云南等地任职。

张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，在云南做官最久，当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，为他立祠以示纪念。

陈佑、陈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？

陈佑、陈天祥，赵州宁晋（今河北宁晋）人。

陈佑，一名天佑，字庆甫。少年时发愤读书，精通经史。任官期间，以清廉、爱民、行德政闻名。至元二年（1265），在南京路治中任上，有的地方发生了蝗灾，上司急责灭蝗。陈佑已经召集起数万人的灭蝗队伍。时正值收获季节，陈佑考虑到数万人捕蝗，会伤害庄稼，严重影响收成，那样的话，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。不如收割庄稼，农民还会有所得。于是他果断下令，提前收割庄稼。有人向他建议说：“你这样违背上司意志，会犯专擅之罪的。”陈佑说：“为了救百姓的性命，犯专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。”百姓得到了实惠。陈佑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职期间，总是把维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。

至元六年，朝廷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是否合并争论不休。当时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，掌有实权，他想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，以此把中书省合并到尚书省。但是又害怕陈佑提反对意见，就私许陈佑如果他不提反对意见，就让他做尚书参知政事。等到决议的时候，陈佑坚决主张：“中书省是政治的根本，祖宗所立，不能废除。太师一职，没有必要虚设。”于是合并中书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阿合马一怒之下，调换了他的官职。因为他为人耿正，一心为公，所以当时的不法官吏，连大权在握的阿合马也避他三分。至元十三年，陈佑刚上任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，当时的官吏因为怕他而人心惶惶。陈佑说：“何必如此呢？以前是污吏，今为廉吏，我就把他当做廉吏；以前是廉吏，现在成了污吏，我就把他当做污吏。”于是他的手下谨慎小心，自我束约，各自遵法守法，依法办事。

陈天祥，字吉甫。他和他的兄长陈佑一样，在做官期间能顺民情、遂人愿，疾恶如仇，明得失，有谋略。

至元十三年，兴国军因为向民间回收兵器不当而导致了地方变乱。行省命陈天祥全权处理此事。陈天祥了解了实情之后，对当地百姓讲：“保卫家乡，没有武器不行。但收兵器的人过分了，以至于引起了变乱。现在让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兵器自卫，怎么样？”百姓认为这样做好。于是他上陈行省，提出：根据当时不安定的局面，应当首先取信于民，与民同甘共苦，这才是长久之计，只有这样才能军民共同靖乱防奸。他的建议得到了行省的同意。在此期间，陈天祥的所作所为，都符合百姓的愿望，所以流离他乡的人，又回来务农了，邻郡的百姓也来陈天祥所辖区居住创业，陈天祥以十家为甲，十甲设长以自卫。这样，百姓也安定了，军队实力也增强了。当时州县官吏没有俸禄，陈天祥又根据实际情况，给这些官吏定了俸禄，按月发放，官吏也不再侵扰渔利百姓了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在此期间，陈天祥的民望很高。

至元二十一年，陈天祥被拜为监察御史。当时卢世荣执政，权倾一时，甚至随意杀人，于是臣僚震慑，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。陈天祥义愤地向元世祖上疏，力陈卢世荣肮脏的发迹史，以及任职之后不知改悔，反而愈加猖狂，肆意诛罚等事，指出他上任仅一百多天，就闹得民怨沸腾。元世祖令陈天祥与卢世荣当面对质。当天，元世祖就下令将卢世荣法办，朝野称快。总之，凡是有碍天下安定的人，陈天祥决不手软。

邓文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？

邓文原，字善之，又字匪石，钱塘（今浙江钱塘）人。他是元代着名学者。一生历任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泰定帝、文宗、天顺帝朝。

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，邓文原任杭州路学政，后来历任崇德州（今浙江桐乡西南）教授，翰林应奉、修撰。武宗时，邓文原参与修撰《成宗实录》。仁宗时，他先后任过国子司业、江南浙西道江东道肃政廉访史等职。在江南浙西江东道任上，邓文原颇能平反昭雪冤狱，决断疑案、难案。如吴兴一个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，被官府巡逻抓住后又设法逃脱，巡逻追上之后，将他刺倒在地。第二天家人发现此人时已奄奄一息，临死时，这个人说：“一个戴白帽子，穿青色衣服的大个儿是杀害我的凶手。”告官后，官府抓了一个可疑的人，屈打成招，投在大牢里，三年之后，邓文原查得此案，认为，现在抓起来的人个子不高，习惯左手（死者伤在右肋）不应该是杀人犯。于是重新审理此案，最终抓住了真正的凶手，释放了被冤系三年的无辜者。因为他常常能准确地断案，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他种种神奇的故事，诸如冤狱得以平反，冤情得以昭雪，感动了上苍，使久旱不雨的徽州，喜降甘霖之类。此外，在此期间，他还努力减免百姓赋税，削除榷茶转运司的权力等事宜。

英宗时，邓文原被拜为集贤直学士。任上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便民主张，诸如平反冤案，在灾区设仓救济百姓、罢除榷茶转运使等。

邓文原对自己很严格，对他人却能行之以恕道。他为人正直，虽然家贫，但任官廉洁。后来官越升越大，但正直廉洁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。

齐履谦在学术方面有哪些主要贡献？

齐履谦，字伯恒，大名（今河北大名）人。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数学家，这种家庭出身，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影响很大。他自幼勤苦好学，博览群书，自经史、天文、地理至阴阳、医学、卜筮、医药等书均曾研习，且多有心得成果，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，他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两个方面：首先，齐履谦在经学上取得了成就。据载：他在十三岁时即师从名儒，专研圣贤之学。从此以格物穷理为终生事业，深研理学，着作颇丰，如《大学四传小注》、《中庸章句续解》、《论语言仁通旨》、《书传详说》、《易系辞旨略》、《易本说》、《春秋诸国统纪》等。此外，他还根据邵雍《经世书》写了《经世书人式》和《经世书外篇微旨》。

其次，齐履谦在历法学上也取得了成就。据载：他在十一岁时，他父亲就教给他推步星历，他对此也颇有兴趣，钻研得很透。后来朝廷立太史局，修订新历，他补为星历生，后来又做历官，使得他对天文历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着作有《二至晷景考》、《经串演撰八法》。前者是他根据自己长期观察对《授时历》所做的推考；后者是他对《授时历》的经、串法的详细解释，这些都是对《授时历》的补充。

崔斌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？

崔斌，字仲文，马邑（今山西朔州东北）人。他性格警谨敏感，多有智慧，喜好读书，深悉为官之道与古今兴亡之理，身躯伟岸，善于骑射，深得忽必烈赏识。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中统元年（1260）到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之间。

元世祖锐意图治，需得力的丞相。有一次元世祖临幸上都，召见崔斌，元世祖在与他散步时，问他当时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。崔斌说：“时下最紧迫的事是任命贤人做丞相。”元世祖又问：“谁可担此大任？”他回答：“安童与史天泽可担此大任。”元世祖默然良久，崔斌又说：“陛下是不是认为我见识浅陋，所举荐的人有失于公意而拿不定主意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正好现在您身边的人都在，问一下大家即可决定。”元世祖答应了他，让他问一下周围的人。崔斌于是大声说：“皇上有旨，问大家：安童做丞相，行不行？”话音未落，大家兴奋地高呼万岁。于是，元世祖就决定让安童和史天泽做丞相。元世祖十分亲近崔斌，常常向他咨询国事，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。

在任地方官期间，他以勿滥杀、便民为首要方略。至元四年（1268），崔斌出守东平（今山东东平）。有一个士兵随意摔死百姓婴儿，崔斌知道后，处罚了主将，将这一士兵关在大牢里。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出现扰民、害民之事。在此期间，他还减免了百姓的赋税。

在襄樊（今湖北襄樊）、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战役中，崔斌许多合理化的建议都被采纳。特别是在潭州之战中，在主将阿里海牙受伤的情况下，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，身先士卒，拿着盾牌，首先登上潭州城，大大鼓舞了士气。在庆功宴上，阿里海牙端着酒杯向他祝贺：“攻下潭州，就是仰仗你的功劳和力量！”崔斌乘机向阿里海牙建议说：“乘现在敌人惊魂未定，我们不应当再战，而应晓以利害，招降宋将。”阿里海牙同意了他的建议，宋将果然纷纷献城投降。元朝将领心怒宋将不早投降而做持久的抵抗，多想屠城。崔斌告诉他们兴师灭宋不在杀人，而在得天下的大道理。元朝将领怒气未消，以为百姓可以不杀，但宋军必须杀。崔斌告诉他们：“宋军的将帅是为他们主子打仗的，杀降敌绝没有什么好处。”这才平息元朝将领心中的怒气。皇帝知道了这些事之后，非常高兴，提拔他为资善大夫、行中书省左丞。潭州城的军民非常感激他，为他立了生祠，以示其救无数生灵的再造大功。

至元十五年，他受到忽必烈召见。忽必烈问他江南各省的情况，崔斌回答元世祖说：“安定天下的根本在于恰当地用人，现在许多地方用人不当。并列举了权奸阿合马种种不轨之事。”元世祖立即派人调查，处理了阿合马一批不法死党。全部罢免了害民扰民的转运司，此举大快人心，天下无不欢欣鼓舞。当时江淮行省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朝廷于是任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，到任后，他把以前的所有害国殃民的做法，全部废除，并向元世祖做了汇报。阿合马对他怀恨在心，又怕他今后对自己不利，就设法搜罗虚构了有关崔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作为罪状，又设法不让崔斌面见元世祖，就这样害死了崔斌，死时年仅五十六岁。崔斌死后，普天下的人都为他鸣不平。

崔彧在政治上有哪些作为？

崔彧，字文卿，弘州（今河北阳原）人，他才气过人，刚直敢言，元世祖非常器重他。崔彧在政治上的作为，主要是弹劾贪官，指斥时弊。

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，崔彧奉诏到江南，为朝廷访求艺术之人。次年返回京城，首言使臣扰乱百姓，请求元世祖治罪其人。至元十九年，被授集贤侍读读士，上疏追治阿合马余党，认为，凡是阿合马余党，都应当追治，即使是守门仆隶，也不应放过。即使郝祯（阿合马死党）已死，也应剖棺戮尸，以彻底肃清阿合马的恶劣影响，端正朝风。至元二十年，又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上疏元世祖“时政十八事”，切中要害，指斥时弊，主张革旧立新，整顿朝风。元世祖看了之后，当即命令能立即执行的立即执行，不能立即执行的，商议之后再执行。

凡是崔彧上奏，元世祖都十分重视，绝大多数都令有关部门执行。他上疏，秉直而言，不隐私情，有时连元世祖的面子也不给。元世祖一心想讨伐日本，他却认为时机未成，元世祖对他说：“你的上疏，就好比射箭一样，挽弓时是很可观的，但射出去却未必能中靶的。”尽管如此，元世祖仍常常“可其奏”。至元二十一年，上疏言卢世荣不能当丞相，触怒了元世祖，但也只是被罢了官。

至元二十三年，崔彧又被重用，做了中书省右丞相。上任不久，即奏桑哥诸事，指出桑哥及其党羽专以欺瞒皇帝，鱼肉百姓为事，认为凡桑哥弊政，应全部清除。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，清除桑哥余党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题之一。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。有一次，他向元世祖上疏说：“桑哥事败之后，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玺印的书信，只是口传圣旨，擅自释放有罪之人，擅自没收人家财产，有关的部门难以知其真假。”元世祖说：“谁敢如此？”崔彧回答说：“咬剌也奴、伯颜察儿都做过口传圣旨，恣意释放罪人的事。”崔彧所言句句是实，绝无虚辞，更无诬辞。所以，后来中书省上奏，请崔彧任中书右丞之职，元世祖说：“崔彧说话从来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有隐瞒，做负进言之责的官再恰当不过。”作为天子的耳目，崔彧是再称职不过了。

古代人物图成宗即位，他仍进言不断。崔彧在御史台任职的时间很长，性格又刚正不阿，所以得罪不少人。大德元年（1297），朝中有弹劾崔彧的人，成宗怒其妄言，打了这个人几十大板，并将其逐出朝廷。由此可见元成宗对崔彧的信任。

张珪的生平情况如何？

张珪，字公端，易州定兴（今河北守兴）人，他是张弘范的儿子。一方面，张珪家族三代人为蒙古灭金、灭宋，立下汗马功劳；另一方面，张珪从小受业名师，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以管军万户的身份镇守建康（今南京）。有一次奉命征讨地方武装，一个士兵擅杀民家猪并伤其主人，张珪立斩此兵卒，以严明军纪，很快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。因为他的文韬武略，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），元世祖拜他为镇国上将军、江淮行枢密院副使。之后，历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泰定五帝，皆有政绩。

大德年间，张珪在任上调查民间疾苦，济救贫弱百姓，罢黜贪官污吏。在任浙西肃政廉访史期间，弹劾罢免郡长吏以下三十多人，其他官府小吏数百人，获脏物以亿计，浙西政风为之一变。

仁宗对张珪非常信任，还在做太子时，仁宗就说：“一定要任命一个真正的尚书中丞的话，非张珪莫属。”延佑二年（1315），仁宗任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。皇太后想让铁木迭儿为太师，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。张珪进言：“铁木迭儿没有文化，任太师一职不称职；别薛没有功劳，没有资格任参知行省政事。”皇太后非常生气，杖责张珪，几乎毙命。

英宗即位，张珪又得重用。有一次，丞相拜往问张珪：“做丞相应当以什么为重？”张珪回答说：“最重要的是正国君之心，不给邪臣机会；最急迫的是广开言路，兼听则明。”有一次，朝廷讨论弭灾之法，张珪直言：“要想消灾免祸，首先应当搞清楚灾祸由什么引起。汉朝时，冤杀东海孝妇，当地三年没有下雨。铁木迭儿利用国家赋予的丞楣之权报私怨，冤杀萧拜位、杨朵儿只、贺伯颜，这难道不是导致天灾的根源吗？人死不可复生，但给死者正身份，平反昭雪是可以的，朝廷应该给这些人平反昭雪，以示天下正义。”

泰定元年（1324）六月，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，认为当时“弑逆未讨，奸恶未除、忠愤未雪，冤枉未理，政令不信，赏罚不公，赋役不均，财用不节，”这些政治上的失策，导致民怨神怒，伤了天地和气，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，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。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。泰定二年夏，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。三年春，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，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。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，问道：“你来的时候，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？”张珪回答说：“我年龄大了，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，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，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，老百姓饿得很厉害，朝廷虽有赈济，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，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！”

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，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，不管采纳与否，张珪都直言不讳，敢忤权要，唯以天下为虑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几经挫折，矢志不移，痴心不改。

姚燧有什么才名？

姚燧，字端甫，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人。元代着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。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。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，穷理致知，躬行实践，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