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避免人多扰民，林延潮让虞城县县衙里大部分吏员先回城。随行的是黄县丞，顾主薄，徐典史兼数名吏员，以及自己随从前往高家集。

顾主薄鞍前马后，给林延潮献殷勤，可以看出他对虞城县县令志在必得。

县主薄乃正九品，县丞则为正八品，虽说顾主薄比黄县丞官位低，但黄县丞是秀才出身，若非潘季驯保荐，他是当不了官的。而顾主薄则是正儿八经的举人出身。

在大明进士出身的官员，就算任知县，多也是去任附郭县（县治设在省城，府城，州城）的知县。

附郭县知县，就相当于首县，同府知县中以首县知县为首。比如现在商丘知县吕干健就是万历五年的进士。所以进士出身的官员，很少去虞城县这样的非附郭县，担任知县。

在以科甲出身定升迁的大明官场上，举人出身的官员，碾压吏员出身的官员的，所以与比自己官位高的黄县丞，顾主薄担任知县的机会也是不小。

所以这时林延潮的态度至关重要，顾主薄对他不免抓紧巴结。

顾主薄向林延潮介绍道：“这高家集一共一百二十余户，下官去年在此，效仿江南建立社仓，去年大饥，社仓放赈，没费朝廷赈济粮一石。”

林延潮听说社仓，不由露出认真之色，这社仓之制乃朱熹所创，民间自筹粮食，春时借粮给百姓，秋时老百姓还粮，加收两成利息，性质与林延潮将在归德府推行的青苗法完全相同。

但社仓乃民间自治，与青苗法官办，社仓比青苗法最大的优势，都是乡里熟人，杜绝了官吏从中剥削，以及恶意摊派。

就以灾后来说，老百姓借社仓里的粮，虽要利息，但比官府发放掺沙掺树皮的赈灾粮好了不知多少，所以百姓宁可去借社仓里的米粮，也不愿吃官府的免费赈灾粮。

林延潮听闻顾主薄在本县推行社仓，对他不免高看几分，后来听说他的社仓，乃是募集民间大户的粮米，由官府出面作保，分派给民间时，不由一晒。由官府经手，这与青苗法还是没什么区别，这不附和朱熹创立社仓的初衷。

林延潮心底虽这么想，面上还是赞道：“顾主薄，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。”

听得林延潮夸奖，顾主薄大喜，但却见一旁的徐典史露出了讥讽之色。

不久到了高家集，这时已近黄昏。

见得一行人来，高家集外几颗枯树上的乌鸦顿时呱呱直叫，然后集里头的狗，跑出集门来对着人汪汪直叫。

高家集四面围着一层黄土夯筑的土围墙，土围墙里冒出道道炊烟，一副农家田园的景色。

一行人到了集门口，集内的里长，乡约，图正早就在集口的申明亭处等候多时。

历代朝廷推崇的都是'皇权不下县'的政治，县以下的乡里一般都是宗族自治。申明亭就是里长，乡约与老百姓剖决争讼小事﹑辅弼刑治之所。有时还要在此讲法，如大明律里的律规，所以大部分老百姓虽目不识丁，但不等于就是法盲，他们大多能懂朝廷法律，这是乡里长期普法的结果。

不过朝廷法律还是要与每个地方民情结合，为了约束百姓，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乡约。

乡约也就是本地乡人共同遵守的约定。制定乡约后，官民共推举一名约长，以及约副，约正等，维护地方乡约，并管理社仓，社学，保甲之事。

来迎接林延潮的就是高家集里长，约长，图正（管理鱼鳞册）河长，社学塾师。

这些人的身份，兼于老百姓与吏之间，既他们代替朝廷治理地方，负责催科，夫役，也是代老百姓向官府转达民意。

黄县丞，顾主薄等官员一般是不会与这些乡人打交道，唯有徐典史出面。典史虽是朝廷命官，经吏部铨选，但他没有品级，连从九品都不是，属于不入流的官员。

有句话形容就是典史，一命之荣称得，两片竹板拖得，三十俸银领得，四乡地保传得，五下嘴巴打得，六角文书发得，七品堂官靠得，八字衙门开得，九品补服借得，十分高兴不得。

林延潮这等上官下乡，黄县丞，顾主薄好歹还能在他面前说得上话，但徐典史除了在一旁陪笑，连插话的资格也没有。但典史在老百姓眼底，可是比县令更了得厉害的人物，人人皆惧。

因为典史主管县里缉捕，刑事，类似于县公安局局长。县里有什么案子，都是他下地方打交道，手握老百姓杀生大权，故而是人人惧怕。

平日徐典史下乡对于老百姓都是摆足了架子，但今日林延潮在场，他收起了原来那一套，对里长和颜悦色地道：“今日府里的老爷下乡观风，老爷为官素来爱民如子，一会问话时，你们有什么说什么。”

众乡绅对望一眼，他们这等乡里，平日不说知县，就是连典史也是一整年不见一次，而府里的官员下乡却是头一次。

里长道：“不知府里老爷下乡，草民等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”

里长与林延潮隔了好几层，怎么也归不到他管束。林延潮没必要对他们摆什么架子，反而十分亲民地道：“本官路经视察河工，听闻县里有位官吏，娘舅是高家集的人，故而就想下乡看一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