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其二是，便于他以后的行动，杨站长被其除掉之后，以后就没人管他了，他的一切事情便可以任意去做。没有干扰，没有危险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仅洗白了自己，还可以继续去他的卖国贼的事，岂不更好。”

“他为何要在此时做这件事呢，这岂不更让他背上了最大的嫌疑？”特派员这时也开口说了一句。他觉得警察局行动科长在此时做这件事，是故意往自己头上套枷琐。

可是江红雷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说就是这样，他们不照样不确信是他所为嘛。警察局行动科长就是抓住了特派员的这些特点，绝对地相信证据，而忽视在一定的证据上的推理。

就像是上次警察局行动科长跟日本人有勾结一样，只是小张的供词，他们会觉得是一面之词，不可坚信，在确定一个人是否真正叛国投敌的事情上要慎重。

这是自然，但这么隐蔽的事情，又还能找到其他一些什么证据，就是这一次意外的获悉，都是以性命换来的。但就是想以性命去换，也不会再有机会了。

现在同样是这种情况，杨贵先被人掳走，最大可能自然是他警察局行动科，因为是他的人在进行警卫，其他没有任何其他人员。况且他们的人都未受到伤害，杨贵先却是神不知，鬼不觉地不见了，哪有这样的事呢？

杨贵先并非会隐形，就是会隐形，他们警察局行动科的警卫，也不至于在大家敲门的情况下才从房间里出来吧。

警察局行动科长就是知道我们还有别的想法，觉得还可能有别的什么人做了此事。但其他的什么人呢，我们怎么也不可能给杨贵先提供吧？就是想，也想不出来。

杨站长在海安城既无什么朋友，更无什么要好，谁在他这种时候会关心他呢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。

所以我分析，只有警察局行动科长既有作案动机，又有作案可能，一切都具备。他要做个假场面，制造一些事端，轻而易举的事情。问题是在这里，他不管怎么做，只要我们没有亲眼见他做，他也会有借口，我们也不一定会怀疑是他做的。

可以说江红雷说得很明白了，就是这样证据与其他事实都指向警察局行动科长，他特派员还是不相信。

那还有什么办法，警察局行动科长抓住了他们的这项弱点，在不可面对着他们做着给他们看的情况，就是现在这样再怎么明显，也可以开脱得干干净净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警察局行动科长明知故犯，将计就计的？”特派员问江红雷。他听江红雷这么一说，无非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江红雷说这情况摆在那里很明显，警察局行动科长明显的是这次事件的凶犯，不是他指使人做的，还会是谁呢？

是啊，特派员与江红雷再怎么想，也想不出是谁来，谁都没有跟杨贵先有如此深的感觉，也没人跟其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，除非是警察局行动科长。

正当特派员与江红雷研究讨论此事，究竟是谁做的可能性较大，而江红雷却认为警察局行动科长的可能性较大。恰好，警察局行动科长打来了电话，他向特派员请示，他们警察局行动科的人是否可以归建警察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