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厚照想当的皇帝，是个无忧无虑可以纵情声色犬马的天子，在这熊孩子心目中，根本就不懂什么家国责任，他含着金钥匙出生，不需要考虑吃穿住行，也不需要担心将来工作和家庭，前半生当个无忧无虑的太子，后半生则做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。

从一开始，熊孩子就把做皇帝当成是一件好玩的事情，浑然不知皇帝这个职业是多么艰巨的挑战。

此时干清宫内，阁臣李东阳和谢迁，以及张懋、马文升、张鹤龄，一共五位大臣正在接受弘治皇帝传见。

刘健作为内阁首辅，本应列席此次重要会议，但因刘健称病不起，朱佑樘没有勉强，便让刘健暂时留在家中养病。

朱佑樘手上拿着几份西北发来的战报。

战报中，刘大夏表示已出兵往宁夏镇，收复榆林卫有望的同时，还可能在战事末端打几场说得过去的胜仗，顺便剿灭一些鞑靼部族，虽不能对战局有根本性的影响，也不会伤及鞑靼根本，但好在算是大明的一次绝地反击，朱佑樘又重新燃起建立文治武功的希望。

李东阳道:“陛下，西北之战已近尾声，刘尚书用兵神速，若可在宁夏、陕西等地与鞑靼残余相遇，边军胜算颇高，或可一举收复失地，扬我大明国威！”

李东阳说的都是些套话空话，以至於朱佑樘觉得不怎么中听。

苦心准备一年的战事，征调几十万将士，云集边陲，结果反倒被鞑靼破关而入，几十万大军血洒疆场，结果只混了个“安慰奖”杀几个鞑靼人糊弄人，堵住百姓悠悠之口，朱佑樘不由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很窝囊。

在朱佑樘看来，收复失地这个他可以期待，鞑靼人并无经营大明城池的打算，至於扬大明国威，他怎么都不会相信。

西北之前的系列败仗已是事实，除非此后能打得鞑靼人如丧家之犬，跟弘治十三年一样，反败为胜歼敌数万，亦或者长驱直入草原，这才是真正的“扬国威”，否则就是自欺欺人。

朱佑樘躺在病榻上，慢慢侧过头，神色间有些无奈，悠悠地叹了口气:“马尚书，你十多年前在西北之地用兵，数年於一日，对於西北形势有独到的判断，卿家以为，当如何用兵方能彻底扭转颓势?”

也许是弘治皇帝话问得太过直接，扭转颓势，弦外之音是皇帝并不承认光复延绥是“扬国威”，因为刘大夏收拾的很可能只是一批散兵游勇。

马文升若一味强调现在只是短暂遇挫，并无法令皇帝感到满意，只能改变口风，承认西北这一战的确有疏漏才导致失败，这责任显然不能让皇帝来背。

马文升道:“回陛下，西北战事进入最后阶段，不若稳中求胜，收复榆林卫左近之地，修复被损毁城墙，实不宜再大举兴兵。经年之后，西北民生有所恢复，再调兵北上，或可趁鞑靼不备，一举踏平草原！至不济也可光复河套！”

朱佑樘听了马文升的话，一时沉默不语。

李东阳和马文升虽为一代名臣，但涉及西北之战言论，都采用一个相似的观点，那就是帮皇帝开脱，不正面面对惨败。

李东阳主张的是西北仍旧有扭转战局的机会，可以扬大明国威，马文升则主张暂时求稳，先将这一战体面地结束，来年再去平鞑靼，说出个“一举踏平草原”这般不切合实际的说法。

在兵强马壮的时候都尚且不能征服鞑靼人，反倒被鞑靼打得满地找牙，等来年鞑靼兵锋更盛，还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?

虽说李东阳和马文升都在提不切实际的目标，但他们有一条观点相似，就是西北之战已到收官时分，西北沦陷的土地，完全可以通过接下来一两个月的战事收复。

至於京畿安危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提，说明京城在他们眼里固若金汤。

张懋在旁一直没说话，此时趁机提出观点:“陛下，既然西北战事进入尾声，京师周边之地已久烽火，不若解除京畿之地戒严，令货物往来通畅，百姓可安居乐业，不令囤积居奇之徒为祸百姓！”

朱佑樘原本正在思考马文升的话，闻言问道:“京师有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贾吗?”

张懋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，他提这件事，是因为从麾下将校报告中得知张氏兄弟借京城戒严大发国难财，半夜私自打开城门，将城外货物运进城来，利用城内的物资短缺低买高卖。

张懋尚不知此事只是张延龄一人所为，跟张鹤龄无关，即便他心中有数，但他知道朱佑樘对两个小舅子一向偏帮，所以不愿意自触霉头把这事告诉皇帝，既让皇帝和张氏兄弟下不来台，又显得自己多嘴，给皇家找麻烦。

张懋只是肯定地点头:“有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朱佑樘一时冲疑，其实在他心中，暂时不想将京师开禁，这跟西北战事的激烈程度无关，他是怕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别人觊觎皇位，京师戒严最有利於皇位传承。

难得西北用兵，给了朱佑樘京师戒严的机会，朱佑樘觉得自己身体每况愈下，便想着让京师多戒严几天，这也是他在自我感觉掌握不住朝政和兵权时的一种权宜之计。

只有戒严时，兵权才会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