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芃走过来坐下：“是我用来当催眠读物的。”

陆俨：“有帮助么？”

薛芃想了下，说：“有的。有一些我曾经认为十拿九稳，一定会被采纳的物证，被法院排除掉了，以前觉得纳闷儿，现在终於知道为什么了。刑侦、刑技的破案思维，和刑诉法的思维，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合。”

陆俨合上书，笑了下，握着她的手，应道：“我记得我父亲生前说过，他们那代人大多数人做警察，都是奔着情怀和理想去做，要除暴安良，要伸张正义，虽然刑警的职业死亡率比缉毒警还要高，可是抓到罪犯却很有成就感，听到受害者家属说一声‘谢谢’，觉得有千斤重。只是有时候也很无奈，因为到了刑诉法过程里，可能又会得到与自己的想象截然相反的结果。”

两人都是警察，薛芃一听就明白了陆俨的意思。

她轻声举例：“比如咱们认为应该死刑的犯人，最终只判了二十年。”

陆俨垂下眼，吸了口气：“那时候我还小，我问父亲，为什么有些律师要为坏人辩护。”

听到“坏人”这个称呼，薛芃笑了，这还真像是小孩子说的话。

人，怎么能以好坏区分呢？

但恰恰是这个“坏人”，表现出了当时陆俨问这个问题时的困惑和义愤。

陆俨继续道：“我父亲说，法律不是铡刀，而是天平，它不能主观，它要在犯罪和伦理人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，它要保障犯罪人的权利。我当时很不解，我又问，为什么坏人要被法律保护呢？我父亲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给我举了一个例子。”

这个例子说的是，一位身单力孤的母亲，她的孩子被害死了，她为孩子报仇，杀了凶手，而她自己也成了凶手，面临审判。

陆俨说：“在这个案件中，凶手既是加害者，也是被害者。我父亲问我，如果我是法官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很为难，想了很久，好像终於明白他的意思。”

薛芃也跟着思考了片刻，说：“人情上来说，也许大家都希望那位母亲可以轻判，但在法律上来说，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。”

陆俨：“后来我父亲问我，如果一个法官仅凭个人感受去判案，故意给他认为的‘坏人’判的重，给他认为的‘好人’判得轻，那么又该由谁来判定，这个法官的主管判断是正确的呢？只有一视同仁，既保障好人的权利，也保障坏人的权利，这样的法律才不会成为一些人任意妄为的工具。”

“若是一个无辜的人被推上法庭，接受审判，所有证据都指证他就是凶手，所有人包括媒体都认为他应该千刀万剐。而法官也在这时遵照民意，判处死刑。可是就在死刑之后，证据又出现反转，证实他不是凶手。这时候该怎么办？”

薛芃接道：“你举的例子让我想起陈末生。如果十年前他被判的是死刑，对於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来说，他们只会认为，这是罪有应得。那之后也就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申诉书，不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，所有人都会认定，沈志斌就是陈末生杀的。”

说到这，薛芃将头靠向他的肩膀，却不防碰到了他的湿发。

薛芃又快速站起身，将吹风机翻出来，插上插头，说：“头发不吹干要感冒的，你就知道念叨我，自己却不注意。”

陆俨一怔，将书放回到床头柜上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为自己分辨一句，反而乖乖坐好，腰板也挺得很直。

薛芃来到他面前，将暖风开到二档，一边给他吹着头发，一边用手指梳理。

一时间，卧室里只有电吹风的“轰轰”声。